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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不少老艺人讲:“咱们的戏是从山陕传来的,河南商丘的戏是咱又传过去的。”(此说同于范紫东《法曲之源流》的论点)概括地说,这是两种“越太行而入山东”、“出潼关而河南”的剧种流布方式,比较恰当的解释是:四百余年前“山陕梆子”班社分别“越太行”、“出潼关”在山东、河南两省传播,继而成为曹州梆子和豫西梆子。其时,豫北、冀南流行的是大梆子戏(如怀调、平调大油梆),“越太行”东行的这一路未经停留便直接到了山东曹州而成为山东高调。至于山东高调又传到濮阳、滑县称河南高调和商丘、兰考称豫东调则是一二百年之后的事了。
对于山东梆子,我们可以认定:高调梆子(山东梆子)是由西秦腔(甘肃调、陇西梆子、桄桄子)、秦腔(同州梆子、醴泉、渭南、周至诸腔)与山西的梆子腔,即今蒲州梆子(南路梆子、蒲剧)、晋剧(中路梆子)、上党梆子(东路梆子)及北路梆子(上路调)结合而成为“山陕梆子”后,“越太行而入山东”,流行至山东菏泽而成曹州梆子,继而东行而成汶上梆子(即下路调),完成了“高调梆子”的流布历程。再而北、东流向,形成章丘梆子(即山东的东路梆子)、青州梆子(即潍县梆子)。组成了基本框架意义上的山东境内的梆子腔系统。至于莱芜梆子,来自于徽班、本属徽调,是吸收了汶上梆子的素养和声腔后而形成的多声腔复合体的剧种,有二百年历史,是山东梆子腔系的另门别派。
应当说,明末清初各地都有以板腔变化体为主的戏曲形式,也有一些不够成熟的有小戏形态的土腔土戏。高调梆子之所以能够逐步趋于成熟,外来因素是促其发达的条件,内在因素才是其生成的根本。山陕梆子流布到山东,融合于当地的文化土壤,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是其生根开花的要素之一,就此说外来客腔不能够点石成金,它只是一种充氧输血的过程,原有的土腔土调的板腔变化体是其生存的砧木,没有这个砧木,客腔则难以成活。这是一个演变结合的优选之法,旧有的母体土戏是高调梆子得以光大的根本。
这一点在山东梆子老艺人的口述及一些文字记载也可以得到证实。
(1)据1889年出生的老艺人段广才生前讲:“听张恩普老师傅谈过,济宁东门里财神阁的高调五福班,是明朝万历登基(1573年)以前,由济宁李翰林(绰号活神仙)创办的,是在清光绪初年(1875年)才垮台散班的。”以此推算,高调梆子剧种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此说有待考证。本文作者曾读过一种资料,据《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济宁翰林街是因明末翰林杨士聪居住于此,所以该道称“翰林街”。杨士聪为明末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之职。而翰林街北首向东即是财神阁街。此杨翰林与李翰林是否在传说中有误,还是杨、李混为一人,有待再考。若同为一人,则此说应是1628年左右的事了。即高调五福班至今不过380年。
(2)在马紫臣《河南“梆子腔”沿革初查》一文中,记载了三百多年前河南从陕西请来蒋、徐二艺人传艺说戏的故事,文中引用了黄儒秀(定陶东三义堂出科)、陈玉庭的师傅的讲述:蒋、徐两门祖籍均是关中人氏(咸阳、长安的函谷关以西称关中),各有族谱,教唱的是“山陕味”的秦腔,流布方位是先河内(沁阳,与山西晋城交界)再湖西(菏泽至单县、金乡、嘉祥等县),生成为山东高调,然后再南行至归德府(商丘、虞城、民权一带),生成为河南豫东调。这即是前文范紫东在《法曲之源流》中所说的“越太行而入山东”的山陕梆子腔东行的程序,即由山陕至山东(曹州梆子)再向河南“豫东调”的流布。
(3)冯纪汉在《豫剧源流初探》中提到:蒋门后辈弟子郑二麻子(郑义山)、高半义等人于清代即在曹县、定陶一带教过戏……豫东北的滑县、濮阳、清丰一带原来盛行大油梆(平调),河南高调梆子是光绪初年才从曹州(菏泽)一带传过去的。张鹏在《豫剧源流新探》中说:“光绪初年,滑县八班老总载老天,才把当时黄国忠的高调班由黄河东请来。”韩德英在《豫剧探源》中介绍了河南朱仙镇《重修明皇宫碑记》,原碑上刻有曹州黄集(即今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同庆班的捐款文字。这是高调梆子流传到河南东部、东北部的几种历史根据。
(4)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0多年以前山东籍的戏曲艺人已在北京城演唱起“京班别派”的梆子腔了。《梨园馆碑记》中记载有:会首孙国豹,兖州府滋阳人。还有山东籍的郭凤山。山东籍艺人演唱的“京班别派”当是已经流布到山东境内的“山陕梆子”(高调),在《留青阁小史》中记载了“金庆儿”条目:“姓金名元庆,字菊人,又字绣卿,年十五,山东兖州人”,《听春新咏》的附诗中说他:齐歈不唱唱秦声,怯怯玉喉度玉筝。歈,是指欢悦的歌声,可以引申为山东的民间小戏,而此时已演化为以秦晋之声为基础的山东高调梆子腔了。至于当时演唱的梆子腔与今日之山东梆子有何异同,未有声腔谱为例,尚不得而知。
(5)据1879年出生的刘勾文(刘玉朋之师,刘玉朋出生于1923年)生前讲:“我们唱的梆子戏,最早是山陕梆子经过开封一带流传过来的。开封以南,朱仙镇以北,有老郎庙(祀庄王),过去每年旧历四月二十五日,有盛大庙会,山东梆子艺人曾捐资修建过。”这个口述应合了范紫东所讲的:“出潼关而河南为豫西梆子(在洛阳)、祥符调(在开封)”等等的说辞,也应验了曹州梆子与祥符调密不可分的关系。说明曹州梆子艺人中确实也有一部分源自于豫西调或祥符调的师徒传承关系。这即是纪根垠先生在《山东地方戏曲剧种资料汇编·山东梆子》中谈到的:“据山东省文化局戏曲工作组1953年的调查统计,全省四十三个梆子剧团,很多都掺有豫西调的成分在内”的原因之一。
(6)据文字记载,上世纪初高调梆子中的曹州梆子流派的艺人魏二(红脸)、李二黑心(黑头)、唐进功(旦脚)、张克明(旦脚)以及王锡堂(青衣)、刘德润(红脸)、孙子高(黑头)、赵义庭(小生)和坤角崔云芳等都在开封、商丘等地演唱多年。进一步说明,曹州梆子与豫东调、祥符调的艺术切磋非常频繁。在1930——1958年,许多河南的“开封角”在鲁西南大行其道,山东梆子艺人趋之若鹜,改称为“河南角”。不少地道的高调艺人也改弦更张,只能理解为票房经营的需要。于是我们见到,在1954年和1956年山东省举行的两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及“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先后参演、获奖的刘君秋、刘玉朋、杨梅兰、刘兆伦、王锡堂、刘翠仲、时华亭、司凤英、郝瑞芝、王玉成、武慕云、杜巧云、丁淑琴、马宝珍、刘景太、张正品、孙明义、赵秀芳、王洪钦、王洪轩、轩诗远以及张玉芝乐师等二十几人都是以“河南梆子”的身份参加观摩演出大会的。到了1958年,菏泽专署人民剧社调省,成立山东省梆子剧团后,随团的大多数人改归山东梆子剧种归属。与之不同的是,窦朝荣、张继爱、黄儒秀、卢胜奎、李云鹏、刘桂荣、岳天祥、马金兰、孟玉琴、姚月芝、任新才、窦玉谦、刘长春、于衍寅、袁福全、杨宝金、丘希聚、赵子正等十几人均以山东梆子的演员资格参加观摩演出大会的比赛,获得更为突出的表彰。从中可以看出曹州梆子、汶上梆子两种流派艺员在心态上的倾向性。而山东曹县人崔兰田、马金凤等豫剧大师艺术地位、成就的确立,又似可说明祥符调、豫东调与曹州梆子错综复杂的血缘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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